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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受阳”与马桥地名流变考
发布时间:2017-09-06   来源:中国保康新闻网   陈德道

保康县马桥镇地处荆山边陲,源自神农架的的粉青河穿境而过。史料钩沉,马桥在三国期间长期是魏蜀的争夺地,魏政权曾置“昌魏县(亦作魏昌)”,民间传说关羽巡防时以马为桥过河,是为“马桥”起源。唐武德元年至二年,设“受阳县”。明朝时,山西太原人马天近迁此后,在粉清河上架设木桥方便行人,正式得名“马桥”。从此“受阳”与马桥作为地名时隐时现,流变谐音“寿阳”,目前仍然存在“寿阳社区”。

探究“受阳”与马桥的关系,考证“受阳”地名变迁,对丰富历史文化资源,促进文化旅游建设具有一定的意义。现略述管见,共同探讨。

地名因描述一定地域的自然环境和历史文化而形成。由于诸多原因,地名总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。地名流变有两层意思,一方面是指地域范围固定但名称发生了变化。如人民公社时,不少地方被改成“红光”“新华”“前进”等。另一方面指名称没有变化,但特指的地域范围发生了变化。如“襄阳”作为地名千古流传,但不同历史时期所指的地域范围就不同。

古今尘世知多少,沧海桑田几变迁。地名流变一般均有志书记载,以备后人考证。但是,“受阳”与马桥的地名流变没有留下明确的记载。分析认为,一是这块土地藏于深山,虽然短暂设过县治,但由于政权飘摇不定,名字不断变更,惜墨如金的志书可能用笔不多;二是这块土地的行政区划经常变动,且总是地处边陲,一方面修志者掌握资料有限,另一方面也有适逢修志时又被划归他地管理而遗漏的可能;三是历史上志书编篡成本高、时间长,多是在政治清明社会太平时所为,保康建县于明弘治十一年(公元1498 年),时间不长,加之境内荆襄流民起义、白莲教组织、土匪活动猖獗,直到共和国成立之后,匪寇方才肃清。这种特殊的政治社会环境下不可能修编地方志书。据了解,历史上仅在清朝同治年间编篡过《保康县志》,可惜未能付印。四是宋元乃至明清的700多年里,这块土地上战事迭起,烽火不息,物事俱毁,民众尚且换茬,志书焉能留存?

所以,对于“受阳”地名变迁的考证,只能从相关史书只言片语的记录中,以及志书编篡的校注中,纵向对应时间点位、横向联系历史事件,坚持历史考证、地理考证、语言考证、实地考证和综合考证等多法并用,相互补充和支撑,以求考证更加深入,也更加可信。

马桥地处保康县西南,东望古城襄阳,西接神农架,南通宜昌兴山,北邻十堰房县。东西长约37千米,南北宽24千米,版图面积473.4平方千米。源于“华中屋脊”神农架的粉青河奔流不息,浩浩东去,宛若一条绸带串起两岸的村落。

粉青河亦名粉水,是马桥的母亲河,她在滋养沿河两岸人民的同时,也留下了难能可贵的史料线索。《水经》:粉水出房陵东流过郢邑南又东过谷邑难入于沔。《水经注》:粉水导源东流注上粉县,取此水以渍粉,则皓耀鲜洁,有异众流,故县与水皆取名焉。《湖北省建制沿革》《湖北下荆南道志》《郧阳府志》《襄阳府志》等均有记载。

青山不改绿水长流。沿着历史记载的“粉水”,“受阳”或马桥的历史风貌渐次浮现:

夏时,马桥为彭部落所居;商、周时为庸地,春秋后属楚辖。

秦统一六国后,因当地的茅山兴建有祖师庙,修行者众,颇有影响,故在“马桥”设大茅镇,为房陵郡辖。

公元前206年汉灭秦后,设上粉县,县域即今神农架、马桥、房县南部粉青河流域。

公元227年,魏明帝太和初年,魏将孟达反叛。次年春,司马懿斩孟达,设房陵为新城郡,辖四县:房陵县(今房县)、标乡县(今保康县境)、昌魏县(《水经注》作魏昌县(一作魏昌;今马桥、阳日)、绥阳县(今神农架境)。

公元553年,后魏废帝二年,设大洪县,县址在今保康寺坪镇堂上,“马桥”属大洪县辖。

公元561—563年,北周武帝时,改大洪县为永清县,县址在今寺坪大畈村,“马桥”属永清县辖。

公元569年,南北朝太建元年,因“马桥”对岸的平地地处粉青河北岸,旭日东升后的第一缕阳光照射在这片土地上,始称“受阳坪”。

公元582—617年,陏代设房陵郡,领光千、永清、竹山、上庸四县,受阳坪属光千县辖。

公元618年,唐武德元年,太祖李渊设受阳县,县治设于寺岭。次年废县治,仍称受阳坪,划归荆州郡房陵县辖。

宋元期间,荆襄一带战难成灾。从之后的明朝推行强制性政策移民看,战事可能导致荆襄地区土地空旷,村烟稀疏。马桥蜗居山中,没有留下可作援引的资料。

从马桥越房县,自古就有通往川陕的驿路盐道,加之山大人稀,利于藏兵和游击作战。明朝时,农民起义军长期盘亘川楚陕老林一带。为剿灭匪患,明朝廷推行“坚壁清野”,强令“并小村入大村,移平地就险处”,要求地方民众集中居住,统一名称并编号管理,如宜阳一里、二里、三里,修文一里、二里、三里等等以切断起义军与当地民众的联系。“析宜阳、修文二里置保康县”时,马桥属修文五里,从郧阳府房陵县划归保康县管辖。

根据自然地理环境来命名,是地名渊源的根本原则。“受阳”地名中的“受”字,是接受、承受的意思;而“阳”字则包含着“山南水北为阳,山北水南为阴”的地理知识。它表明“受阳”的位置应当处在粉青河北岸,而且日光照时间相对较长。

地近易核,时近迹真,是探究地名文化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。沿着粉青河两岸寻找,只有与马桥集镇隔河相望的中坪村符合“受阳”地名特征。从地理方位看,它位于粉青河北岸;从地形地势看,中坪村东有寺岭,西有三龙观岭,拥出一块上千亩的平地,背后有九道山梁嵯峨而来,其中五道或逶迤伸展(如寺岭、三龙观岭),或高大凸显(如太阳山、周武岗),日出率先承受阳光,光照时间相对长,故有“九龙下海,五凤朝阳”之美称。

志书记载“设受阳县治”的寺岭位居中坪最东端,背靠周武冈,过去因粉清河道拐弯和干溪沟的夹拥,三面环水,是古人选址建筑的典型台地。假若时光能够回转50年,不仅建筑遗址遗存尚在,而且前有古佛寺、后有文昌庙,建制规模清晰可见,更有卵石铺就的古道绕城而过,登上周武岗,进入大巴山,最终抵达川陕。初步考证,这是一条川盐古道。当地七旬以上的老人大部分曾经汗洒古道,远达房县、十堰和陕西,用“15斤木耳兑换1 斤盐巴”。据他们介绍,这条路一般宽度五尺左右,开阔地段可并排停三、四辆汽车,沿途设有寨堡,自然村落为歇息点,过去路上骡马成群,路面全部用卵石铺成,磨得发亮。1971年马桥通公路后,不再用骡马运输;再后来,公路通到乡村,古道就没人走了。田野调查中,古道的影子尚可寻觅,但路基已经草木葳蕤,只有扒开枯叶浮土,方可目睹卵石。

更令人喟叹的是“古佛寺”。它建于何时,无考,但“寺岭”百分百因寺而名。古佛寺原有碑文记载:公元625年(唐武德8年),因寺岭原有一寺遭遇火灾损毁,太祖李渊敇令开国名将尉迟恭(敬德)主持重建;建成后,邑人王连绘彩画于其壁,留下精美壁画,传承千年,古佛寺因此享誉楚、川、陕,盛极一时。作为是佛教场所和地标性建筑,古佛寺散发着历史的光芒。清代的皇家国志《大清一统志》赞道:“古佛寺壁画,工细绝伦,视为拱壁。”《保康县志》记载:“壁画为邑人王莲所绘,比皆三国事迹,关羽、张飞、刘备、曹操诸像,惟妙惟肖,笔力劲秀,工细绝伦,乡人视为拱壁。”

很多老人对古佛寺记忆尚存。他们回忆说,古佛寺坐南朝北,呈长方形四合院,占地两亩有余。前殿有高筑门楼,大门是青石勒就的脱靴式样,门槛、门礅全是青石打造;墙体由青砖石灰勾缝砌成;三个正殿,正中供着如来佛祖,左殿供的是观世音菩萨,右殿供的是弥勒佛,正殿大门楼挂着一块“古佛寺”大横匾。殿前设戏台,院内场地用青砖卵石扣对铺平,可容三百人看戏。每年正月十五、十六打圣教,三月三、四月八唱大戏,热闹非凡。革命时期,贺龙率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来马桥开辟革命根据,曾在古佛寺正殿外墙上书写“红军是不收劳役税的”,落款是“第四师宣传队”,时间为1931年5月。只可惜,文化大革命时,古佛寺遭到严重破坏,捣毁雕塑、拆除梁柱和镶嵌在墙体上的碑刻,之后几度开办学堂,最终在我们这一代人的眼前彻底消失,留下千古遗恨。近些年,听说意欲恢复,但毁易兴难,手续之繁琐,投资之浩大,加之文物已损毁,谈何容易?

历史往往令人惊叹和感伤。既然“受阳”源远流长,但为什么没有一脉相传沿袭至今呢?

宋朝晚期后,荆襄一带开始陷入兵匪战难,跨越宋元明清四个朝代约700多年的时间。根据史料记录,相关的大事件有岳飞苦战收复襄阳、郭靖誓死守卫襄阳的美谈,也有荆襄流民起义、白莲教活动猖獗的酸楚。借助《郧阳府志》和《襄阳府志》可以看到:元末至正(1341-1368)年间,流民聚此起事,终元不能制。明正统年(1436年)后,全国连续多年出现严重自然灾害,民徙入不可禁。景泰年间(1450-1457年)自然灾害更加频发,饥民更不断涌入,至天顺末年,这一带流民已达数十万人,主要包括今房县、神农架、保康、竹山、竹溪等地。天顺八年(1464年)刘通、石龙在房县起义,进攻襄阳、邓州、南漳,成化二年从襄阳战败,顺马桥、至金斗、唐儿河,在歇马堰坪被歼。明未暴发李自成、张献忠农民起义,崇祯六年(1633年)冬,李自成乘黄河冰冻,从山西進入河南、湖广;次年正月,神农架周围保康、兴山、房县、竹溪、大宁、巫山相继被义軍攻陷。杀保康知县方国儒、兴山知县刘定国、房县知县黄从贵、大宁知县髙日宁;并于受阳屯兵,兴修龙潜沟口至干溪沟口引水大渠一条。

一方面,“始析房县东境宜阳、修文二里置保康县”,让“受阳”从一个边缘沦为另一个边缘,进一步加剧了衰落。明成化二十年(公元1484年)明宪宗遣左都御史原杰来荆襄巡视后认为,房县辖境辽阔,山地为盗贼盘踞,县令“鞭长莫及”,对山区众多流民难以施治,建议编户抚治,使其“附籍耕种,纳粮当差”。明弘治十一年(公元1498年),朝廷派戴珊抚慰襄、郧诸府并率兵平息四川盗匪后,“始析房县东境宜阳、修文二里置保康县”。此后,“受阳”乃至马桥由过去归属房陵郡房县改为荆州郡保康县管辖,在交通极为不便的当时,已经沦为边远地区,成为一个小村落。

另一方面,白莲教义军得到川陕楚老林地区群众的拥护激怒了清王朝,许多村庄遭遇了毁灭性的打击,“受阳”自然在所难免。魏源《圣武记》卷九《嘉庆川湖陕靖寇记》记载有起义军的告示,要求“经管头目,务须严加管约弟子,毋许一人滋事”“毋许酗酒撒泼,偷窃物件”“阵前遇有老人,毋许斩首,或遇幼男小女,亦毋许斩决,遇有妇女,毋许奸淫,违者立斩”等等,由于纪律严明,起义军在老林地区有深厚的群众基础,“行不必裹粮,住不借棚帐,党羽不待征调”,所到之处,“有屋舍以栖止,有衣食火药以接济,有骡马刍草以夺骑更换”,并有各地教徒“为之响导负运”。山中百姓对义军的暗中帮助激怒了清政府,嘉庆时大肆建立地主武装团练,推行“坚壁清野”的恶毒政策,强令各地百姓“并小村入大村,移平地就险处,深沟高垒,积谷缮兵”,切断起义军与广大农民的联系,使义军在人员补充、粮食、武器供应方面造成很大困难。

“受阳”本来处在平地,对“并小村入大村,移平地就险处,深沟高垒,积谷缮兵”做法可能不太配合,必然会遭遇轮番的征伐和糟蹋,土地上的老主人可能在血与火的战乱中死去,也可能避入深山老林苟延残喘;而新涌入的流民脚跟尚未立稳,新一轮劫难又拉开了序幕。史载,1876年2月,保康白莲教元帅曾世兴率千余人攻占县城,捣毁县衙,杀死贪官,俘获知县,搜其印信,开仓放粮,拯救饥民。于是,湖广总督毕沅率领数万清军弹压,再次将整个保康乃至周边老林演绎成腥风血雨的战场。

地名是历史的活化石,每个地名都反映着历史的痕迹,是一种记忆符号。民国之初,可能借鉴军事管制的模式,采取按照地理位置划乡设区的联保制度,马桥时叫西乡,时叫西区,直到1936年又称马桥乡,下辖16保。因“受阳坪”夹裹在三郎观与寺岭之间,便以地形取名,直接称为“中坪”。中坪为十四保,归属保康县马桥乡管辖。

新中国成立后,虽然行政体制和称谓有所变化,但中坪作为村级组织始终归属马桥管辖,沿袭至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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